方脸很通俗易懂地解释了中国经济发展“水落石出”的真实困境，只不过这个“水”不是有来有回的潮水，而是泡沫，那个石头就是严重分配不公的结构性困境。

胡温时期是一个镀金时代，很多人想尽办法用制度优越性或者制度特性来解释其泡沫繁荣。这是经济狂飙突进时代失去理智的人穿凿附会的解释。

从专业角度来看，1994年税制改革对土地财政的刺激和90年代中后期因国企改革引发下岗潮对生产力的解放，以及一系列因法制不健全、财政放权、（胡温政府）中央权力虚弱等原因造成党国对经济部门和社会部门难以实现有效控制，是这些因素给中国经济创造了内部动因。恰恰不是因为制度优势，反而是因为制度劣势，削减了周其仁讲的“体制成本”。这时候遇到加入世贸组织这个顺风车，经济从2001年以后开始突飞猛进不是没有道理的。

周其仁说的低“体制成本”是存在问题的，因为从改革开放初期至胡锦涛时代，恰恰是集权体制的混乱、低效和无效在放空全面管制之后暴露出来，这给畸形发展的自由主义创造了客观条件（有学者也把这段时间中国经济称之为新自由主义）。

周其仁以为是改革创造了经济发展奇迹，事实反而是体制混乱造成党国管控不力才给经济奇迹创造了内因。但随着胡锦涛时代应对入世改革，重新强化党对社会各个环节的渗透和控制（以“依法治国”的名义——“依法治国”反而是司法断崖式大倒退的起点，因为党名正言顺强化了对社会各个环节的渗透和操控），到胡锦涛晚期，连之前讲党政分开也不讲了，而是转而开始讲党政合流。比如2012年郑永年在广东考察就发现顺德在搞党政合一改革，像这种地方试点再推广全国的案例很常见，后来我们看到习近平政府就公开讲党政双合，这一趋势就是胡温时代开始的。

恰恰是因为改革开放克服了党国体制无法实现有效集权的缺陷，才扼杀了经济，并不是像主流社会宣传口径那样，把经济成就归咎于经济改革——反而是政治权力无法有效集中才创造的经济奇迹，一旦有效集中起来，经济奇迹就彻底幻灭了。

现在的情况是，进不能进、退不能退，政治管制一放松，国民就要放权、要自由；政治管制一加强，经济衰退就会逐渐扩大成经济危机，造成民不聊生。

再说得更直白一些：改革开放才是扼杀中国经济的病因，中国经济繁荣反而取决于制度性混乱、低效和无效造成的恶性竞争和野蛮生长。其结果就是形成了畸形的经济结构和过重的财政负担，而且繁荣不可持续（胡锦涛政府讲的可持续发展，除了指环境因素，还有指的就是经济层面的可持续性，为什么讲可持续发展呢？因为当时已经意识到经济繁荣不可持续）。原本由“寻租变现”维持起来的繁荣泡沫，还因为习近平政府不得不推进反腐败运动把“寻租变现”的路子也堵死，这就是饮鸩止渴，但不得不为之。

必须粉碎对以往时代的幻想，才能认清眼前的时代：它是改革开放产下的怪物。

严重的分配不公也会给以后经济发展造成严重拖累，就算国家因为社会运动浪潮席卷全国转向民主化，未来新国家也要为以前的野蛮发展赎罪。这一次中国经济危机会持续很久，就算全面自由化，经济也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恢复过来，但是假如不自由化、继续维持严重分配不公，这种社会阵痛感还会更强烈，而且要持续更久，更难恢复。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健全的市场经济，不是由畸形经济体制维持的严重分配不公——在既有体制之下，这种严重不公只会加剧社会阵痛，不会自我康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