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可：他为何选择了太平湖？
北京有三个著名的湖，积水潭、昆明湖和太平湖。1918年11月10日，梁济跳入积水潭，自杀前他问儿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1927年6月2日，王国维自沉昆明湖，遗书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1966年8月24日夜，老舍纵身一跃，跳进了太平湖，却没有留 下一纸遗书。

这一天，他本该去文联接受批斗，但他独自一人去了太平湖。出门之前，他走到四岁的孙女面前，俯下身，拉着她的小手，用很慢的语速说：“和爷爷说再见。”他在湖边待了一天，而后自沉。

他笔下的人物，自杀的真不少：《四世同堂》中的祁天佑受日本人羞辱后自沉护城河；《茶馆》中的掌柜王利发支撑“裕泰”老字号不得而上吊；《骆驼祥子》里的小福子被父亲卖到窑子里不堪非人待遇而自杀。

老舍曾说：“我想写一出最悲的悲剧，里面充满了无耻的笑声。”他没想到，自己的结局就是那一出最悲的悲剧。

这一年7月，老舍病重，大口吐血，住进了北京医院。8月22日，他挣扎着出了院。23日，他拖着大病初愈的身体，像往常一样去北京市文联上班。刚踏进大院，一位领头的女红卫兵就发现了他，立刻大叫起来：这是老舍！他们的主席！大反动权威！揪住他！来不及作任何的申辩，老舍就和萧军、骆宾基、荀慧生等29人一起，被抓了起来。

下午三点，烈日当空，骄阳似火，这29人被一个一个叫出来。每叫出来一个，就被套上一块写着他们名字和罪名的牌子，排成一排站在院子里。四点钟，这29人被装上两辆大卡车，运送到东城区国子监“文庙”，那里曾是明清时代的最高学术和教育机构，后来成为首都图书馆。

红卫兵在院子里架起了一个大火堆，焚烧戏剧服装和书籍一类四旧物资。整个大院烈焰熊熊，口号震天：“打倒反革命黑帮！”“打倒反党分子XXX！”“XXX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这29个中国文化界的精英，被强迫在火堆前围成一个圈子，跪下来，头顶着地，数百名红卫兵站在他们身后。有的红卫兵拿来了舞台道具木刀、长枪和金瓜锤，对着他们劈头盖脸地乱打；有的红卫兵解下腰间的军用铜扣皮带，朝着他们狠狠地抽打。正值盛夏，黑帮们穿着单衣，铜扣皮带抽打在身上，一抽一块血印，衣服布丝都深深地嵌进了肉里。前有大火堆，后有红卫兵，黑帮们毫无躲闪之地。

萧军后来回忆说，当他跪在烧书的火堆前，被身后的红卫兵用棍棒和铜扣皮带毒打的时候，心中真是愤怒至极。他年轻的时候进过军校，练过武功，此时此刻很想动手反抗，凭他的功夫，可以打倒十几个人。但他看到跪在他旁边的老舍先生，脸色煞白，额头流血，他就知道，如果他反抗，定然寡不敌众，结局不但是自己被打死，而且会连累其他28个“牛鬼蛇神”，包括老舍先生，也一定会跟他一道统统被打死在现场。他不应该鲁莽行事，于是他强压下反抗的冲动，忍受了三个多小时的毒打和折磨。

终于，67岁的老舍支持不住，晕倒在地。没有同情，没有怜悯，苏醒后的老舍，遭受的是新一轮折磨。怕出人命，市文联设法将老舍接回，不料，文联大院早就有数百名红卫兵守在门口，迎接他的又是新一轮的皮带、拳头、唾沫。作家杨沫当时也在现场，三个月后，她在日记中追述了8月23日的情景：在文联楼门前的台阶上，有几个女学生紧围老舍，询问他，不时还用皮带抽打两下。我们都被迫围绕在这个会场边。当时，我不敢走开，站在旁边，心如火燎。我们中的一位作家竟然还当场站出来，义愤填膺地批判老舍拿了美金。

性情刚烈的老舍再也无法忍受，不再为自己辩护，他抬起血迹斑斑的头颅，愤怒地扔掉了手中的牌子。这样做的结果招来了新一轮的批斗。当晚，老舍还被送到公安局，被审问到深夜，半夜才获准回家。最后，红卫兵勒令他，明天一早必须带着“现行反革命”的牌子，到市文联继续接受批斗。

第二天，老舍没有举着“现行反革命”的牌子去文联，而是带着一本他亲自抄写的毛主席诗词，去了北郊的太平湖。他在那里坐了整整一天，没有人来寻他。到了深夜，望着映满星光的湖水，他绝望地向湖面走去。

8月25日早晨，有人在太平湖发现了老舍的遗体。

老舍去世的时候，他的儿子舒乙31岁。舒乙拿着北京市文联开出的一封公文介绍信，到火葬场办理老舍的火葬手续。介绍信上写着：“我会舒舍予（老舍本名）自绝于人民，特此证明。”办手续的是两个年轻妇女，其中一个是梳小辫儿的姑娘，她说，上面有规定，这样的情况不能留骨灰。

在北京，1966年8月下旬被打死和被打后自杀的人们，都没有能留下骨灰。当时北京红卫兵中流传着一句话，“打死个人，不就是28块钱的事儿吗？”那些被打死者的家属，都被要求付28元火葬费，但是不能要求保留骨灰。中关村中科院气体厂工人陈彦荣，1966年8月27日被北大附中红卫兵打死，北京第25中教师陈沅芷，1966年9月8日被学校红卫兵打死，他们的家属交了28元钱，都和舒乙一样，没能得到亲人的骨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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