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林彪对毛泽东的追随来看，林彪似乎并不在意这天下究竟姓党，还是姓毛。但从对九大政治报告的重心强调来看，林彪很在意在打倒了刘少奇之后，究竟是继续搞文化大革命，还是转入国计民生的考虑。为此夹在林彪和毛泽东之间受了天大的冤屈的陈伯达，晚年如此回忆道：

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后，一九六九年 四月三十日，主席请了总理、林彪、康生、谢富治和我，讨论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多久。总理讲了经济停滞、社会无政府主义、大批干部被打倒等问题。主席听着，有时用铅笔记着。林彪讲：‘同意总理意见。要发展经济，发展国防，整肃社会派别、山头。’我也讲了：‘毛主席革命路线已经取得彻底胜利，要发展经济，团结大多数。’主席怕（文革）结束，他讲：‘斗批改还刚起步，斗争还有反覆，彻底胜利！还要不要革命？看来，今天我又是少数。’康生、谢富治当即表态，站在主席一边。当时气氛很沉闷。总理说：‘我对主席的教导、对主席思想的学习、领会还是很差，要很认真总结、检讨，否则，在工作上会犯大错误，还迷惑着。’主席讲：‘总理，检讨不要勉强。党内有不同观点、有不同立场，我不惊奇。’他说著就朝屋外走，散步去了。原订和主席的晚餐也取消了。

事后，总理见了林彪，也打了电话给我，希望能向主席作检查，缓和政治局常委内部的气氛。为此，林彪给我打了电话，表示理解总理善意，顾全大局；但又表示：主席听不得一点不同意见，比斯大林更专制，国家会有灾难降临。——摘自《陈伯达回忆录》

在毛泽东拂袖而去的蛮横面前，周恩来、林彪和陈伯达三个人的反应，颇有象征意味。陈伯达自然是不敢吭声，但从他后来在庐山会议上的带头向张春桥发难，也不失为一种勇气，不管那样的勇气是基于田家英式的书生气，还是受了林彪等一大批军人支持的激励。陈伯达式的柔弱和勇气，从大致上勾画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形象。周恩来立即投降不说，还低声下气地说出了那番“奴才该死”式的话来，把个诸葛亮活脱脱地扮演成了李莲英。周恩来这种唯唯诺诺，代表了绝大多数混迹于红色官场的官僚。这三个人之中，最为精彩的无疑是林彪。毕竟是身经百战的军人，虽然不得不同意周恩来的所谓顾全大局，但还是把个腰背挺得笔直，把话说得铿锵有力，掷地有声：毛泽东“比斯大林更专制，国家会有灾难降临”。林彪这种不服气秉性，可能仅为共产党人中极少数精英所具备。

周恩来原本是凭着良心说话的，只是一看毛泽东的脸色，吓得赶紧将良心收了回去。周恩来的这一退缩，使林彪和陈伯达一下子处在了非常尴尬的境地。好在大家全都是在那样的环境里挣扎过来的，对周恩来的低声下气，林彪非常大度地表示了理解。不仅如此，林彪还打电话给陈伯达，特意表达了他对周恩来的理解。这三个在毛泽东专制面前由于为国为民而犯了良心罪的同案犯，彼此临难之际，还颇有一种以沫相濡的人情味。难怪林彪后来惨死之后，周恩来会忍不住地失声恸哭，听凭当初那颗收回去的良心，在痛哭声中和着泪水尽情地流将出来。

---毛泽东文革：在毛天下与党天下之争中同归于尽
作者: 李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