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二战结束时的蒋介石与1949年刚刚取得政权的毛泽东，都遇到过严重的经济与社会危机。他们应对的战略不同，结果也是天壤之别。日本投降后蒋介石作为战时领袖，在全国的声望如日中天。当时中央财政空虚，民间百废待兴。全社会缺钱、缺粮、缺工作，怨气高涨。而此时民主党总统罗斯福和杜鲁门深受左派精英影响，天真的认为中国可以走上美国式的民主之路，由国民党和共产党轮流执政相互制衡，蒋介石在美国施加的压力下，也希望用怀柔政策来取悦老百姓，1946年通过民主宪法，然后在全国组织大选。结果工商业觉得中央无用、指挥不力；打工者觉得自己艰困、政府没有帮忙；学生觉得政府可欺，比如交大学生竟敢劫持火车；退伍军人觉得战争结束了，自己丢了生计，对领袖怨声载道。所有人都不尊重政府，都骂蒋介石。蒋介石的最大政治对手就利用这样的局面，在斯大林帮助下乘虚而入，在社会中添乱、在政治上争权、在军事上直接挑战。仅仅三年时间，蒋介石的政权就土崩瓦解。

1949年中共建政在一片废墟上，按毛泽东的说法是一穷二白，但这丝毫不影响毛泽东亢奋的政治热情，他也擅长于利用民粹煽动民意，从而贏得乌合之众的狂热追随，毛泽东不断制造内外敌人，对外把在抗日战争中支持中国的美国视为头号敌人，对内展开大规模政治运动，迅速剥夺了全民的政治权力与私有财产，建政之初靠大开杀戒而立威，从而顺利推动波及全民的土改运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大跃进运动和反右运动，在中国迅速消灭了市场经济，剥夺了所有人的土地权以及工商业者的财产权和经营权，全面实施城乡户藉管控制度，剥夺了所有人的自由迁徙权力，粮油和关键日用品供应实行票证化。在一系残酷无情的政策实施后，这个国家不再有任何反对的声音，只剩下集体性地狂热崇拜。毛泽东选择了与蒋介石截然相反的统治方式，而这种血腥的统治方式，偏偏让当权者顺利度过了所谓的执政危机。

当然，毛泽东和蒋介石的家庭成长环境也塑造了他们不同的个性和政治取向。毛泽东父亲是一个精明而勤劳的农民，经常因儿子沉迷读书而打骂他。毛泽东有一次以跳进水塘自杀相威胁，最后迫使父亲让步。他在和父亲的斗争中尝到了胜利的甘甜。他13岁时写下的《咏蛙》就体现了这种好斗性格。蒋介石出生在一个富裕的盐商家庭，父亲早逝，由母亲和祖母养大，成长过程中父亲缺席，有人说他有所谓“妇人之仁”，与他的成长经历也有很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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